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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傅满洲”形象生成与传播的复杂话语内涵

 
来源:中国城乡企业卫生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1
 

“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这位无所不能的邪恶博士在1913年出版的《傅满洲博士之谜》中首次出现,很快便成为西方世界中最流行的东方形象之一。起初作为短篇连载的“傅满洲故事”,一经推出便受到西方世界读者的热情追捧,并很快被改编为漫画、电视剧和电影。之后《傅满洲》系列小说和电影在英美两国同步发行并且被冠以不同的标题,以此象征傅满洲邪恶计划的变幻莫测。在现实世界中,傅满洲这一人物形象很快超越了文学叙述的范畴,这位大反派,成为西方人眼中最经典的“黄祸”形象。根据原著小说的描述,傅满洲是英国贵族之子,他在英国长大并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甚至还拥有三个博士学位。因此,作为中英混血儿的傅满洲,通晓东西方文化,并拥有颠覆西方文明秩序的力量和手段。此外,在小说中这位邪恶博士拥有一系列神秘的能力,他能够瞬间移动,“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1]。作为臭名昭著的“黄祸”理论的拟人化,在当代读者看来,无恶不作的傅满洲象征着西方种族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及对中国人的歪曲和污蔑,其相关影视作品也不过是对“黄祸”论的老调重弹。其实,仔细阅读相关文本,人们会发现除了仇外心理和刻板印象之外,作为象征符号的傅满洲可能还拥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心理及文化意涵。

一、“黄祸”的产生、传播及具象化过程

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相关的影视绘画改编作品,其核心叙事基本围绕以下三点展开:傅满洲的神出鬼没与凶残狡诈、神秘而令人恐惧的东方力量,以及大批来自东方的“野蛮人”对西方文明构成了巨大威胁。对当时的普通西方读者和观众而言,故事中居住在伦敦莱姆豪斯(Limehouse,19到20世纪初期伦敦中国城所在地)地区的“中国帮”,堪称“当代犯罪史上最具异国特征和最凶残的恶棍形象”[2],而他们的首领傅满洲则是“黄祸”的具象化。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傅满洲“显然是一个种族融合的产物”[3],然而,无论原著小说还是改编作品,都对傅满洲的混血身份避而不谈,相反却耗费大量笔墨着重描绘傅满洲作为“中国佬”和“黄祸”化身的衣着与外貌细节。对傅满洲形象与“黄祸”概念的联系暴露得最为彻底的当属这段广为人知的描述:“想象有这么一个人,高挑、精瘦,猫一样诡秘,肩膀高耸,有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和撒旦一样的面容,尖细的头骨和如猫一般冒着绿光的,充满蛊惑力的吊梢眼。他集整个东方人种残忍狡诈于一身,集古今中外各科学识之大成,所掌控的资源与一个富裕国家的政府相比也不遑多让——尽管后者已经拒绝承认有关前者存在的任何证据。想象一下这可怕的存在,你脑海中浮现的形象就是傅满洲博士的真面目,一个‘黄祸’的化身”[4]。某种程度上,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罗默和他的西方读者们对傅满洲这一形象的认识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作为“中国佬”的一员,傅满洲凶残狡诈、腐化堕落,在道德和智力层面上理应远不及更加“文明”的西方白人;另一方面,傅满洲对东西方文化的精通,他暧昧的种族与文化身份,以及他在故事中的强大势力,却又无时无刻不暗示着,这一形象背后蕴含着挑战甚至颠覆维持白人至上论和殖民帝国合理性认知论框架的巨大能量。换句话说,作为种族主义“黄祸”象征的傅满洲,实际上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矛盾体。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矛盾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影响,我们有必要对“黄祸”概念的产生、传播及具象化过程进行深入探究。

根据梅勒(Mellor)的定义,“黄祸”代表着“成群的黄种人,他们拥有庞大的人口,一旦被人动员起来便可以轻易征服整个欧亚大陆,一如成吉思汗在六百多年前的所作所为”[5]。简单来说,“黄祸”象征着西方社会对越来越多出现于欧美大陆的来自东方的盲目愚昧,难以辨识却又极度团结的“黄色匪徒”们的恐惧。“黄祸”一词最早出自德国画家赫尔曼·克纳科弗斯(Hermann Knackfuss)于1895年所作的寓言画《Die Gelben Gefahr》。在这幅画中,德国人的圣米迦勒手持长剑,和其他来自各个高加索国家的手持武器者齐聚在十字架的圣光之下。他们全副武装,准备迎战画面右侧黑云笼罩之中乘坐于盘龙之上面目模糊的黄色大佛。显然画面右侧的景象,代表来自东方的“黄祸”——一个堕落、野蛮、同质化的“他者”;而画面左侧,代表基督教西方的“我们”,则肩负着消灭“他者”的“神圣”使命。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黄祸”和它的视觉化表征是对东方人及东方文明的刻意歪曲,但正如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提醒的那样,我们同样应该避免将它们单纯视作“欧洲对东方的一个轻率的想象”[6]。与东方主义的概念相类似,“黄祸”是一个“被建构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其中包含了数代人的精心建设”[6]。换言之,“黄祸”是建构的产物,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这个概念便不会存在。例如,作为“黄祸”最直观的表现,人种间外貌特征的不同(如肤色,发色,头骨大小等)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对不同外貌的定义、诠释和分类标准却是人为建构的。事实上,直到1795年,第一个人种分类学标准才由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建立。布鲁门巴赫将人类分为五大种系,即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马来亚人种(棕色人种)、尼格罗人种(黑色人种)和亚美利加人种(红色人种)。他的种族分类基于以下五个特征:肤色、毛发类型、眼珠颜色、颅骨形状及解剖学特征。起初所有种族特征都被视作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客观存在,但自19世纪起,种族差异开始与意志品质的高低联系起来。高加索人种被认为是“道德情感和精神禀赋上的佼佼者”,而蒙古人种被视作是文化停滞,好吃懒做,“耽于享乐且自甘堕落”,但他们又极度团结,并拥有征服和摧毁其他文明的力量与欲望[5]。这种基于种族主义的道德分类体系,与其他科学注释和例证一起,被嵌入种族分类的认识论框架中,并以客观科学知识的名义获得了话语权。一方面,种族主义逐渐成为人类学笔记和种族研究的客观性标准;另一方面,基于歧视标准收集到的关于种族差异的“客观”数据和文献,又进一步以科学的名义将种族主义观念合理化[7]。总之,通过种族主义与“客观”科学的相互作用,早期人种分类学及其研究成果逐渐成为“黄祸”理论的科学依据。

在近代西方社会,“黄祸”概念的构建和合理化与皇家档案等帝国主义文献的建立密不可分[8]。皇家档案是一套连贯的“旨在‘破译和重译’殖民地的物质实践”,通过对殖民地官员、海外传教士及探险家们的日常记录和帝国媒体对殖民地风土人情的相关报道的编辑整理,有关陌生地域的资料在帝国内部经历了由“去领域化”(Deterritorization)到“再领域化”(Reterritorization)的过程[8]。来自殖民地的信息被剥离出原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殖民话语中被重构和重译,最终被记载于皇家档案内,成为帝国殖民统治的参考和殖民地“现实”的一部分。就中国而言,英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帝国档案建立了一整套针对中国的认知系统。通过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在帝国主义认知体系的作用下,中国被构建为一个神秘、猎奇又令人恐惧的“他者”,等待着被文明的西方认知、击败和征服。

在帝国主义话语中,作为“黄祸”的中国是麻木、野蛮、堕落的,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则处在贫弱中国的对立位置。表面看来,“黄祸-中国”与“文明-西方”似乎水火不容,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却相互依存,换句话说,它们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曾指出,文明的“我们”和堕落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交织和渗透的,“我们”在对“他者”的征服与重构过程中获得快感,但“他者”事实上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部分[9]。“黄祸”论和傅满洲形象的流行正是这一极富矛盾性的西方偏执妄想(English Paranoia)的表现[10]。一方面,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不断出现的中国移民和他们对本国道德与社会秩序的潜在冲击心存恐惧;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白人的种族纯粹性与优越性,西方社会又必须时刻维持邪恶“他者”的在场,因为一旦“黄祸”和傅满洲等身份不复存在,帝国主义话语和白人至上论便会毫无意义。因此,对西方而言,傅满洲故事暗示着帝国主义偏执妄想的矛盾本质,同时也象征着萦绕在帝国内部那个挥之不去的梦魇:“集整个东方人种残忍狡诈于一身,集古今中外各科学识之大成”[4]的“中国佬”傅满洲,随时有能力带领东方对抗西方帝国及帝国在亚洲地区的殖民统治,而一旦那个时刻来临,欧罗巴人将会被东方人如秋风扫落叶般赶出亚洲,最终被迫退居那块“他们曾世代赖以为生的狭小地盘”[5]。

二、傅满洲暧昧多变的人生角色与种族身份

在罗默的小说中,傅满洲博士是千变万化,捉摸不透的。他擅长运用独特的伪装技巧,经常通过易容变装混入白人中跟踪、监视并处置他的敌人和盟友。在某种意义上,故事中的西方主人公们对傅满洲的灵活性和无形性的畏惧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怪怖(Uncanny)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怪怖是一种对事物、人物、印象、事件和情境在认知论领域的不确定状态。在怪怖状态下,个体无法判断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也无法将自我与他人区分开来。这种对熟悉与陌生、意识与无意识、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判断标准的丧失就是怪怖感,即恐惧的来源。在小说中,为“拯救白种人”而追捕傅满洲的白人侦探内兰德·史密斯所发出的感叹就体现了由怪怖感带来的困惑:“我们正在与某个东西作战,但我们目前却是一头雾水,一切都在与我们作对”[4]。对内兰德·史密斯和《傅满洲》系列的西方读者而言,傅满洲最令人恐惧之处不在于他的异族身份,而在于他面目不清与敌我难辨。

这种由“自我-他者”界限模糊所引发的怪怖感在《傅满洲》系列的影视改编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电影《傅满洲的面具》中,傅满洲扮演者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经过特效化妆后的脸犹如被怪怖的面具覆盖。露丝·迈尔(Ruth Mayer)指出,卡洛夫的特效化妆“如同面具——戏剧化,抽象,怪异”[11]。事实上,无论是对西方观众还是对卡洛夫本人而言,他在电影中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看成一种对傅满洲固有印象的破坏行为。在面具的作用下,世人将荧幕上的傅满洲视为“最具异国情调和最为穷凶极恶的当代反派人物”[2]和“第一个举世皆知的东方人”[19];但紧接着他们又被告知覆盖于邪恶博士面具之下的,其实是一张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演员——“我们”的脸。由此一来,演员本人和观众都因无法确认傅满洲形象的真实身份而陷入怪怖之中。最终,绝大多数人受困于相似的诘问:我们真的能够了解这些东方人吗?我们是否根本就对他们一无所知[11]?

三、“中国城”的流动性、异质性与多元性

除了面具和伪装,傅满洲的能动性也与他所占据的空间——中国城的流动性、异质性与多元性密切相关。事实上,与同时期位于西方世界的其他少数族裔聚集区相比,20世纪初期的中国城显得更加封闭。在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压迫下,当时不少海外中国社区只能依靠“封闭式经济和帮派式的社会组织结构”[1]勉强度日。受此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城与中国侨民社区内部,不乏秘密而高效的关系网络、肝胆相照的兄弟同盟和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通过中国城和华人内部的关系网,信息、货物甚至人口都可以绕过所在国的管控,在国与国之间自由穿梭。除此之外,中国城的流动性还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小说中,莱姆豪斯中国城的货运码头是傅满洲挣脱当局追踪和通向世界各地的关键设施。对傅满洲来说,泰晤士河的流水就是“他的高速公路、他的联络网和他调动手下神秘力量的通道”[2]。通过泰晤士河,中国城与世界各地广泛联通,而与此同时,它相对隐蔽的位置(位于混乱复杂的东伦敦贫民区内部)也使其远离当局的种族主义管控。在无形之水的作用下,“都市与郊区,中心与边缘,故乡与异国”[1]等异质元素在莱姆豪斯内部不再对立,而是相互交杂,有时甚至融为一体。

说到中国城的异质性,根据小说作者萨克斯·罗默的描述,20世纪初期的莱姆豪斯区内外犹如两个世界:外部的码头区被成排的仓库、繁忙的交通和其他沉闷的工业景观所占据;而内部——傅满洲的地盘则是一个充斥着奢靡之物,谜一般的东方摆设和令人不快的气味的危险区域。在罗默笔下,中国城的内部景观一方面象征着“黄祸”之害,例如,沉迷享乐和鸦片成瘾;另一方面,城中令人迷惑不已的东方陈设又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西方读者们:他们对帝国主义认知框架外的真正异国文化其实知之甚少。因此,中国城的光怪陆离,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帝国认知体系对“他者”建构的失败,就算是在位于帝国中心伦敦的莱姆豪斯,挣脱帝国话语控制和质疑白人至上论的人、事、物依然随处可见。

但需要注意的是,就像露丝·迈尔指出的那样,中国城并不是一个仅由华人组成的单一文化社区,恰恰相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世界蓬勃发展的跨国贸易早已使中国城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多元化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商品交换据点。在《傅满洲》系列小说中,作为国际犯罪组织的领袖,傅满洲将莱姆豪斯的多元特性视作自己汇聚全球资源和建立跨国同盟的关键助力。以莱姆豪斯中国城为基地,他建立了秘密组织“Si-Fan”,并使它成为对抗西方的武器。在书中,“Si-Fan”的成员们来自西方以外的各个地区,既非白人也非早期种族分类学意义上的“纯种人”。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西方种族主义者眼中的野蛮人、渣滓和可悲的牺牲品。作为对西方社会的反击,他们加入“Si-Fan”,并听凭作为整个欧罗巴人种最大敌人的傅满洲博士的调遣。与一般印象中麻木不仁、千人一面的“黄祸”形象不同,“Si-Fan”的成员们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同才聚集在一起,而且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寻求以闻所未闻、惊世骇俗的方式对白人至上论提出挑战。总之,以莱姆豪斯中国城为代表的灵活、异质与多元化的都市内部领域的存在,打破了近代西方工业社会对井井有条的城市区域和同质化的现代空间的幻想。爱德华·索加(Edward Soja)认为,城市内部独立区域数量的上升将导致“都市在政治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碎片化”[12]。早先一体化的大都市理想将让位于由相互独立的城市空间组成的离散的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成员各自拥有其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系统。由此一来,中国城便“不再被原有的城市设计所定义,而是成为规划之外的,独特的新城市地理的一部分”[1];而它作为海外中国“飞地”的身份,也在事实上否定了帝国对文化纯一性和现代都市的同质化想象。

傅满洲形象无疑是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象征,是西方种族主义者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刻意歪曲和恶毒诽谤,因此,许多研究学者认为傅满洲除了作为“黄祸”的拟人化的身份之外,并不具有其他值得深入研究之处。在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轻易觉察到傅满洲这一人物形象的歧视意味,并且我们也早已清楚,无论是有关傅满洲的原著小说还是它的影视改编剧,都无意还原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面貌。但是,将傅满洲单纯视作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众多刻板印象之一的认识终究还是不够全面的。首先,这类简单化的想法对实际解决种族主义歧视来说并无多少助益;其次,不加批判地将傅满洲等同于黄祸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既有的种族偏见与对立;最后,作为东方主义和帝国偏执妄想的话语建构,傅满洲形象在彰显西方霸权的同时,也隐含着一些消解、质疑,甚至颠覆殖民话语与帝国主义统治合理性的因素。以碎片化的中国“飞地”——中国城为载体,20世纪初期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元素,反映了东方与西方世界的碰撞,同时也预示着一个颠覆殖民主义想象的、多元化的新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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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en, T.“Dissecting the ‘devil doctor’: Stereotype and sensationalism in Sac Rohmer’s Fu Manchu”, Double agency. Acts of impersonatio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D].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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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ston, L. and P. Galison .“The Image of Objectivity”, Representations[J].1992,40: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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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ll, S.“Ra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 Rethinking Marxism[J].1992,5(1):10-18.

[10] Shin, D.“The Colour of Fu-Manchu: Orientalist method in the novels of Sax Rohmer”,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J].2009,42(2):304-317.

[11] Mayer, R. Image power: seriality, iconicity and The Mask of Fu Manchu, Screen[J].2012,53(4):398-417.

[12] Soja, E. 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M].London: Verso,1989:1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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